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已经得到学界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既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蔡元培教育理念、对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在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等方面,其工程教育思想则未见专文论及。人们通常认为,蔡元培在高等教育思想中重视纯粹的学理研究,相当轻视技术教育,忽视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转变。

        重“学”轻“术”:蔡元培在民国初期对工程教育的认知

        1912年10月12日和14日,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分别颁布《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对高等学校设置作了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分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十类。大学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七科,并以文、理二科为主。上述规定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把高等教育设置为两种:高等专门学校和大学。其二,二者的区别在于高等专门学校没有文、理二科,而大学则文理均设,或必设二者之一。这个规定是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力主的。1918年,蔡元培自称“民元大学第三条,即鄙人所草也”,并解释如此规定的考虑:“鄙人之意,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牟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适应。故民国元年修改学制时,主张设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设文科。设医、农、工各科者,不可不兼设理科。”“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反映了蔡元培对不同学科的认识,即文理要高于应用学科,包括工程技术诸学科知识。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中,没有工程技术知识的位置。近代西学传入中国,首先传入的即是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制造、修建的工程技术知识,被晚清士大夫看做作为中学之“体”附属和补充的“末”。甲午以后,在主张进一步引入西学的维新人士中,这类知识又被归入比“西政”位阶低下的“西艺”。在壬寅癸卯学制中,终于以“工学”之名得以和经学、政法学等学科平列,成为大学的教学内容。

        但从晚清高等教育进程看,工学教育的进展仍然缓慢,快速发展的还是政法教育。1907全国高等学堂有79所,法政学堂27所,占到了34.2 %；1908年全国学堂增加到91所,法政学堂增加到37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40.6%；1909年这三个数字又变成了111所、47 所和42.3 %。而1907-1909年法政学生人数和全国在校生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0.8%、52.1%和59.5%；分省统计中工科学堂则付阙如,列入理科类别的三年累计也仅仅13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和朝臣士子的文化观念有关。在传统思想中,纯粹学问的观念向来比较淡泊。科举制的设计,即是把读书和做官联结在一起,既迎合了社会观念,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近代引入西学,也是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救急,对西学中致用的部分或致用的功能更为关注。而对读书的学问可能带来实际利益关注并不和对“有学问”之名声的渴望相分离,因为是“读书人”,“有学问”的名声本身也是社会地位的一个要素。西方大学制度进入中国,和其他的新事物一样,国人总习惯和中国已有的制度比附。从晚清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兴学堂的讨论中,每每可以看到,议论者从三代的教育制度说起。这固然有予新的教育制度以合法性的考虑和便于理解的需要,但有意无意中,大学也就成了太学,成了翰林院,考中大学似乎等同于中了进士。科举废除之后,就有已中了举人的醉心科举者进入京师大学堂,心目中以为中了进士,以至校工要呼学生为老爷。即便留学生也不能免俗,以至清政府要组织专门的考选再授进士、举人头衔。其制虽属受抨击而终清之世而未取消,重要原因就在于一班拿了洋文凭的在翘首以待。留美学生,回国后任粤汉铁路总公司总工程师的邝孙谋,他在1908年获工科进士后即兴奋地写信给詹天佑告知，詹回信中也表达了艳羡之意，称自己“仍在暗中等待”。

        从实用角度看，虽然科举废除，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不会一时消除，成为朝廷官员还是大多数读书人的理想。而从做官所需要的知识基础看，法政学堂所学最为接近。从学习难度看，法政专业也有易于入门的特点，不像工科需要比较坚实的数学、物理等知识基础。从创办学堂的角度看，法政学堂不需实验设备，投入较少，成本较低。据统计，1907年京师法政学堂每年生均费只需146元，其他学堂则少需200元，多的达500元。

        比照德国，在1807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败，哈雷、哥廷根等大学被法国占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决定建立柏林大学，力图通过学术和教育的繁荣和精神上的胜利，洗刷军事和政治上的耻辱，而柏林大学也代表了德国近代大学的办学理念。柏林大学的主要创办者洪堡认为，大学应以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为终极目标，其本质是客观的学问与主观的教养相结合。大学活动不是教师把已有的知识透过讲课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而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通过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而获取知识。所谓纯粹知识，它一不实用，二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学科。洪堡把传统大学中设置的培养牧师、官吏、法官等职业的课程称为低级的“仅为养家糊口的学问”。只有哲学知识，只有它才能统摄一切知识，才能把各种具体学科有机地结合和联系起来，因而才是纯粹知识。为了实现对纯粹知识的追求，大学师生应对世俗社会保持距离，摆脱国家和教会的制约，抵制工业社会的压力和影响，孤独和自由是大学的原则。

        对于受到德国大学制度的影响，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指出:

        “惟二十年中校制之改革，乃颇与德国大学相类。盖德国初立大学时，本以神学、法学、医学三科为主，以其应用最广，而所谓哲学者，包者吾校文、理两科及法科中政治、经济等学，实为前三科之预备科。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十八世纪以后，学问家辈出，学理一方面逐步发达。于是哲学一科，逐驾于其他三科之上，而为大学最重要之部分。”

        蔡元培对工程技术教育认识的转变

        从清末到民初，既有把工程技术知识看作较低级的“末”和“艺学”的认识，也有了相反的观点。严复即对中体西用说提出了批评，也对“政本艺末”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是“颠倒错乱”:“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公例道理，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惟科学而出之也。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是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道理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若左右乎，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严复虽仍袭用时人“体”、“本”、“末”等名词，但其认知其实已超越了这些以概念为表现的思维框架。当论及以“中学”为“体”、为“本”时，所指称的是一套定型的原则和观念，而严复所置于诸学之上的“科学”，则是一套认识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世界的一种方法和视角，而此种方法和视角，是各门科学都要遵循和应用的。固然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否也必须和可以依赖“科学”的方法存在争议，但严复的认识确实达到19世纪末西方学界对知识划分问题的一般水平。而对技术学科意义上的“艺学”，严复的认识也和时人不同:“西艺又何可末乎?无论天文地质之奥殚，略举偏端，则医药通乎治功，农牧所以相养。下自舟车兵治，皆富强之实资。迩者中国亦尝仪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之为政者，于其艺者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

        民国初年，思想界对学与术，理与力对国家兴亡的功能的思考仍在延续，并有偏向“力”即物质层面的认知。康有为特别刊出旧著《物质救国论》，指出:“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而所谓“物质学”，不外自晚清士人口中的“声光化电”，近代学科体系中的“理工农医”诸“实科”。他的著作写就于1905年，当时自有救亡的背景，故他对“物质学”的强调仍多从救亡图存的角度着眼，他论争“物质”的重要时也还以战争为例:“苟械有不敌，胜负立决，无可为言”。“能自立而自保者，兵也；号称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若无物质的支撑，“虽数十万士卒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何曾以救败?”

        康有为的观点并非孤立，当时另有人提出“理科救国”的看法，只是由于时代变迁，角度和康有为不同。民国以后，中国积弱之势虽未改变，但甲午、戊戌时期“亡国灭种”的焦虑终究有所缓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甚至有借跻身战胜国之机一扫国耻的乐观心态。虽然巴黎和会证明这种想法仍显幼稚，但毕竟只是旧辱未消，并未有利权新的损失。故此时所言“救国”，其内涵主要是通过工战、商战实现国家的强大。而所谓“理科救国”，即是因为“理科切实人生，为富国强民的无上利器”。“理科昌明，实业才能够发达。实业发达了，国还有不富强的吗?”但分析此处“理科”内涵所指，和蔡元培所言完全不同。蔡元培所指称的“理科”，是学理层面的“科学”，张禄所称的“理科”，其实是“工科”。

        教育界内部对教育部的规定亦有不同意见。依蔡元培所定标准，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只有寥寥几所大学，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的是高等专门学校，为教育界的人士所不满。这些不满，既有基于办学理想，也有现实的因素。从办学理想上说，有部分高等专门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是希望从办理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延续传统兴邦济世的志向。他们把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大学”隐隐地置于太学的传承系统中，是传统士大夫情怀在近代的延续。从现实因素考量，因有前述的社会心理，专门学校在聘任教师，筹集经费，吸引学生等方面总有欠缺，希望成为大学而促进学校的发展。各个地方也因提升本地形象的考虑而屡有办大学之请。

       1917年，蔡元培回国执掌北大后，对这些意见即有觉察。首先是北大校内，“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在社会上，虽然他主张高等教育“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只是学与术性质之别，并无年限与程度之差，并无他意，但“社会上对于大学，高等，显存阶级之见，不免误会。”面对这种情形，在1918年北京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蔡元培提出议案:“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

        分析蔡元培的意见，既有对自己大学理念的坚持，也有对社会思潮的因应。在解释大学专办文理二科的缘由时，蔡元培谈到:“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而重各科均办，所需各种实验实习场所，“范围过大，不能各择适宜之地点”。前一理由，素为蔡元培所主张，后一理由，则言犹未尽。正如反对者所言:“以吾国地价之廉，公地之多，求一适当之大学地址，未见其为难事。”联系前引蔡元培批评北大学生多喜读法科而不喜文理，蔡元培之主张大学专办文理，乃为阻塞以功利目的读书者进入大学之路。蔡元培当然知道此议普遍实行不易，故也只在北大进行:扩充文理两科，合并法、商二科并做独立的预备，将工科移至北洋大学，但也并未指出北洋大学不得称“大学”之名。

        在社会变迁面前，蔡元培也在重新思考“致用”之学的地位。1923年，他送其子修习工学，吴稚晖以为是蔡对学与术认识的改变，指出: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我等不能为人类亦尽备物致用日进无疆之义务，于人道终觉有亏。如此，对于二者为积极之提倡，乃吾民之天责。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但工艺则向于我国数千年士夫之气息不合。故仅仅提倡科学，尚恐依着旧习惯而为坐而论道，科学家亦陷入玄谈。倘经最高等之名流，出其弟子，多趋工艺一方面，于是旧式之气息稍矜门第者，亦观感而不以习科学为鄙。若锐意革新之一部分人，尚止有勇气习宽袍大袖之科学，而门第自矜之徒，仍必以文哲为可尚。”

        1935年，蔡元培领衔向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请注重技术特定为教育之重大方针案》，其中提出两个主张:一为注重技术教育，一为修改现行大学制。议案中认为:“今日吾国现状，应注重技术，为人人所公认，不待详论。但承袭数千年偏重理论之遗风，有更特定注重技术为教育重大方针之必要”。在民国初年，蔡元培批评中国读书为做官发财的积习，主张不为实用目的“钻研高深学问”，如今却又斥责“数千年偏重理论之遗风”，可见传统社会的面貌在近人心目中的多歧性和伸缩性。中国数千年到底是“偏重理论”还是注重实用，言人人殊，此处不论，但蔡元培对“学”与“致用”关系的变化，令人深思。

        要重视技术教育，就要克服大学设科的制度障碍，所以又要修改大学制度。提案指出:“照他国大学成例，于高深学术之外，本兼顾专门技术，如制药、制纸、农品制造、机电、化学、工艺等，均可在大学范围，获设为大学分科，获设为专门学院、学校，此可供我参考”。“照吾国大学成例，本有农、工、商诸学院，但类于[如]制药、制纸等，则不能由大学设为专科、专院、专校，不无缺憾。兹拟请参考他国大学例，修改我国现行大学制，使不仅限于现有八院；专门技术亦为大学所得而努力。”

        蔡元培对工程教育认识转变所透露的历史信息

        蔡元培对工程教育认识的转变，既有自身早期的认识基础，更是社会观念和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民国初年，蔡元培就比较重视职业教育。1912年3月，他被任命为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伊始，就发表了对教育方针的意见，主张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为方针。蔡元培指出:“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犹在财力。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1917年，针对青年学生就业困难局面，他又指出:“研究复研究，假立救济之旨三端”，其中前两条都指向职业教育:“曰推广职业教育；曰改良职业教育”。1931年3月，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会议主席身份，蔡元培联合42 人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指出:“我国新式工业，方具萌芽。工厂职工，年轻气盛，思想既易转移。迨年事较长，积习稍深，又复多暮气，工作效能减退，即生产数量，无望增加。正其思想，改其环境，凡所以杜绝乱源。裨益产业，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蔡元培等人认为，“惟职业教育是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事业发展和教育思潮也促使蔡元培重新认识工程教育的地位。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对国家的统一，和北京政府相比，对经济的掌控能力大为加强，有条件集中资源推进实业建设。南京政府相继成立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等国营经济事业管理部门，并分别制定了各自兴办国营企业的计划。中国酒精厂、中国植物油料厂、首都电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炼铜厂等企业次第开办。公路、航空、邮电、铁路等都有相当的发展。尤其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实业建设，相应地实行了“加强实科”的高等教育政策。

        与之呼应，教育界也产生了要求发展生产教蔡元培的工程教育观育的思潮，主张“把旧日统治知识、消费知识的传授代以生产技术知识的灌输。”1931年，《中华教育界》发行《中国教育出路问题专号》，所刊13篇论文全部主张实行生产教育，其中陶行知所撰《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最具代表性。实业发展、生产教育思潮互相配合，使高等教育中文实两科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在社会和学生观念中工程技术学科地位上升，在近代知识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中逐步由边缘向中心转移。到1934 年初，罗家伦就注意到:“这一两年来有一个可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学农业理三科毕业生出路较好，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的毕业生则特别感到就事的困难。因此，这几年来，青年升学的趋势也有改变，投考理工农三科的人比较文法的人来得多，北方和南方的大(都) 有此现象，这是一个健康的征兆。这还不是因为近年政府东设农场，西设农场，南造公路，北造公路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