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高东璐

核心要点：

　　■ 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实现了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经过长征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 红军长征，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开辟了光明前景。

　　■ 长征精神，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风范，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长征精神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大渡河”“腊子口”需要征服。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长征是人民军队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胜利，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经过80年的岁月洗礼，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加深远。

　　一、进行军事上的战略大转移，实现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历史性转折

　　长征是在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实行错误的军事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危局的紧急关头被迫作出的抉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御敌于苏区之外；继而转为保守主义，与敌人进行阵地防御战，使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不断缩小，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进行西征，并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1月，红二十五军也因不能打破敌人“围剿”，撤出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党政机关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同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由于敌人重兵压迫，也根据红军总部指示，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向西转移。由此，南方红军各部分别开始长征，战略转移由局部发展为全局。由于敌人重兵“追剿”，中央红军原计划在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并在贵州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意图均未能实现。弱小的红军只能向经济、交通都比较落后，国民党统治也相对薄弱的中国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转移。这样，红军的战略转移便发展为万里长征。各部红军转移的走向基本一致，形成了途中各部的会师，并由局部会师发展为三大主力会师，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

　　红军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红军长征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但避免了党和红军覆亡的危险，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了党的队伍，使党和红军由重压下的战略退却成功转变为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推动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低谷向高潮、由被动向主动的历史转折。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人民军队后来的发展壮大，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和最终胜利，更不会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长征，无可置疑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

　　二、形成中国革命成熟坚强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迈出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仍为“左”倾教条主义所统治，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而导致湘江战役的失利，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左”倾错误领导人却不顾严峻形势，仍然坚持进军湘西。当时，蒋介石已以20万重兵在沿途重重设伏、张网以待。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建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开敌人伏击。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支持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随后，红军出其不意进军贵州，取得节节胜利，把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后面，争取了主动。在挫折和胜利的反思中，党和红军开始酝酿改变错误领导，以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深刻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委托毛泽东协助军事指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6月到达川西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我华北的侵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变化。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靠近华北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落脚，以开创革命新局面，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此后，在全党和红军官兵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南下错误方针，撤销另立的“中央”，率部北上。党中央同张国焘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捍卫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实现了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经过长征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迈出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为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奠定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坚实基础

　　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发生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又把其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自“九一八”事变始，中国共产党就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就开始筹划进行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准备。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倡议“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并表示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全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会议提出，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会后，党中央开始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联系，率先在西北达成了停止内战协定。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完成了参加抗战的战略集结。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作为红军继承者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红军长征，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开辟了光明前景。

　　四、铸就彪炳千秋的长征精神，树立永恒的人类精神丰碑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长征精神，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风范，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长征精神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冲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与敌人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但始终打不倒、压不垮，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将士用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征服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表现出了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雄心壮志。面对长期缺粮缺衣缺药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红军将士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干粮让给同志，宁肯自己牺牲也要抢救战友生命，表现出了团结友爱的风貌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长征铸就的革命精神，已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成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长征精神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人民心中，长征成了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代名词。长征不仅激励了中国人，也吸引和打动了外国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将长征誉为“震惊世界的行军”。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直到今天，长征精神依然震撼、净化着人们的灵魂，许多人自发踏上红军当年的长征之路，体验长征精神的巨大魅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大渡河”“腊子口”需要征服。我们要始终高擎长征精神的火炬，坚定信念，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夺取新的伟大斗争胜利，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书写强国强军的时代篇章。

（本文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纪委书记）

回归大学之本

胡  珏

当代社会对大学提出的需求越来越多，大学要回应这些需求推动自身发展，但在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中，大学一定要守住自身的育人使命。如果大学不能守住这一立身基点，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晰，就会在纷繁的社会大潮中迷失自我。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提出：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没有本科教育水平的提升，就很难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是根据大学的根本任务做出的重要判断，是做好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原则。

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教育者是培养君子的君子，更要务本。大学之本在育人，这是根本任务。大学可以承载许多社会功能，大学教师可以承担许多社会职务，但切不可忘记，既为教师，就要名副其实，就要把育人作为首要使命。而要育人，就要从学生入校时、年轻时抓起，越早越有可塑性。因此，在大学育人中，本科教育是基本，是培养一流人才最重要的基础。

明确了大学的育人之本，大学之道就清晰了。这个道就是育人规律。学校的各项发展要以育人规律为遵循，以加强一流教育特别是一流本科教育作为重点，关注本科生发展特征、成长规律，全方位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本科阶段是青春与人生的重要起点，是一个青年人开始独立学习、生活与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要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塑造价值。前者是工具理性，后者是价值理性。

大学是求知的学校，也是成长的土壤，更是精神的家园。好的成长土壤要提供全面的营养，好的精神家园要提供情感的纽带，营养与纽带都要经得起长时间尺度的检验。而这两者，都需要大学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关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品德的养成，告诉青年学生如何判断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告诉青年学生如何选择精神与物质，告诉青年学生如何融合小我与大我。学生对学校价值的认同会深刻地影响学生对学校的认可程度与归属程度，而学生毕业后表现出来的整体气质也会反映出大学的价值取向。

道生而体成。明晰了大学之道，就有了大学之体，即建立完善的大学育人体系。纵观世界各国名校，对本科教育都给予了充分重视。最近笔者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深感牛津对本科教育的重视，其最引以为豪的制度体系就是面向本科生的导师制度。每个牛津的本科生一入校就会拥有自己的导师，导师要与学生经常见面，基本保持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每次一对一或二三人，在大一时甚至每周要见两次。如此高密度、近距离的指导，让本科生在学习、生活的全过程中获得了大学给予的最直接、最及时的指导。牛津的本科生对这一制度体系的认可度非常高，许多学生回忆起牛津的本科生活，首先就会想到自己在导师制度中获得的教益；牛津对此制度也非常推崇，在其本科招生手册上，开篇就有对此制度的介绍，并明确表明，通过这个制度，给予本科生个人化的关注，帮助学生全面成长。

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体系，对提升本科教育质量至关重要。这种教育体系要能够覆盖本科生成长的全过程、全方位，影响到本科生成长的各个环节。在课堂教学上、在社会实践中、在日常生活里，都有育人的任务。重要的是，通过育人制度体系的建立，保障育人目标的实现。清华大学建立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体育代表队制度、文艺代表队制度等就是很好的教育体系，对本科生成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体成而在用。建立了大学之体，重要的就是充分发挥这一育人体系的作用，使得大学之用聚焦在育人上。大学的育人体系建好不易，建好后要能发挥作用更不易，这要靠每个教师的共同努力，也就是常说的全员育人。在育人体系的运行过程中，大学的教师与管理者们一方面要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本科生培养的重要性，保持对本科生的关注，另一方面要从人的全面成长的角度而不仅是分数提升的角度关注，目标是点燃每个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前进动力。

在当代社会里，青年学生的个性、兴趣、特长愈发多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用心的教育者要能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关注到每个学生的不同的成长选择。在笔者面向大三本科生的新闻专业课程上，就有一位工科学生告诉笔者，因为热爱新闻传播学科，一学期选的课程都是新闻学院的，反而本专业的课程没有选，而这位学生在新闻专业课程上的成绩非常好。于是，笔者鼓励该学生申请转系到新闻与传播学院并作为推荐人。在转系成功后，这位学生告诉笔者，转系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主动性，觉得自己内在的奋斗激情被点燃了。事实上，当每个本科生都能获得这样的个性化关注、引导与帮助后，就能实现“入校一色、出校万彩”的育人效果。

今天的大学承载的功能是前所未有的多样、复杂，在学校中学习的群体也是前所未有的多样、复杂，但不论怎样多样、复杂，育人始终是大学之本，而本科生始终是一所大学的最大特色、最大资源、最大优势。大学之本、道、体、用是一致的，一流大学要有一流教育特别是一流本科教育，进一步突出本科教育在育人过程中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回归这一大学之本，才能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才能建成具有深厚底蕴与持续生命力的世界一流大学。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大国崛起》

作  者：朱东来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简  介：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性大国文明有着怎样的规律和共性？如何从历史上主要大国的灿烂文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如何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这些都已经成为十分重大的战略问题。本书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试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追踪和研究世界性大国兴起轨迹，总结大国崛起的个性特征和基本规律，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中国发展寻找镜鉴，为民族复兴发掘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