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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悦读(第二十期)
来源:     发布时间:2015年10月16日    点击数:

回望“十二五”,中国转略性转换与评估

刘瑞

 

目标如期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出色完成;科技教育、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方面虽然任务艰巨,但也基本上能够完成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依照惯例,人们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回顾这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轨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但是都需要首先集中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五年规划的目标是否顺利地如期实现?规划工作千头万绪,最终全部归结为目标实现的核心问题。

首先,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看,四个经济指标均已经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规划目标是55.8万亿元,年均增长7%,实际上到2014年就已经超过63万亿元,各年都超过了7%。2015年尚未结束,但实际前三季度增长7%,因此全年实现7%计划目标也是有望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规划目标是在2010年的43%基础上提高4个百分点,到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就上升到48.2%,提前完成了规划目标。城镇化率规划目标也是在2010年47.5%的基础上提高4个百分点,到2014年,实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7%,提前超额完成了规划目标。①尽管“十二五”规划没有将通货膨胀管控列入规划目标,但是由于计划管理与宏观调控有效结合,使得经济持续增长而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实现了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即低通胀增长。总之,中国在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干得非常出色。国民经济在平稳中持续增长,并实现了一次巨大跃升,到达10万亿美元产出水平,稳稳地坐在了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位置上。仅此而言,“十二五”规划期将足以被载入历史史册。

其次,在科技教育方面,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目标规划达到93%,而2014年已经达到92.6%,离目标值还有0.4%的差距,这就取决于2015年的努力情况了。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规划目标是87%,到2014年实现到86.5%,离目标值差0.5%,同样要取决于2015年的努力情况。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规划目标是2.2%,到2014年实际为2.09%,还有0.11%差距。而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规划值是3.3件,到2014年已经达到4.9件,大大超过规划值。总体上看教育科技任务比较艰巨,但是基本上能够完成。

在资源环境方面,“十二五”规划目标达12项之多,指标最多,实现难度也很大。到2014年的实际情况看,已经实现的目标有5项,其他7项接近完成。总体上看规划任务艰巨,但基本上能够完成。

在人民生活方面,“十二五”规划列出了9项规划目标。到2014年,已有4项目标实现,其他5项还有一定差距。总体上看,民生问题非常重要,但任务同样十分艰巨,顺利完成有压力。

观察“十二五”规划目标完成情况,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在29项规划目标中,经济目标只占4个,数量少且完成情况非常好;其他非经济目标25项,数量多但完成情况有快有慢。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期开始,我国规划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重心就已经从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到“十二五”期间,非经济的发展任务更加居于整个国家发展的中心位置。经济增长要继续,但是更重要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把环保、社会、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上。相对于完成经济增长任务,环保、社会、民生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更加不轻松。“十二五”规划期实际成为了实现发展从经济为主转向社会、环保、民生为主的重要历史转折期。

战略性转换:强力反腐、深化改革、精准调控、设立自贸区、筹建亚投行

“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十二五”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轨迹。第一件重大事件是2013年党和国家最高层的新老更换。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随着“十二五”期间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化和新的战略推出,原定的战略及其目标就可能有所变化了。“十二五”期间明显出现战略性变化的事件有:

第一,从严治党,强力反腐,引发了从上到下的政治生态变化,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以引发更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十二五”后期开始形成的一系列从严治党和强力反腐行动,会不会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开发型模式或升级为高版本的开发型模式,可以拭目以待。

第二,深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十二五”规划之初,尽管有改革的设想和内容,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以至于形成一个新的改革高潮,却始于“十八大”召开之后。不断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但是改革的难度也随着深度而加大。尤其是在以往的改革中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会有意无意成为下一轮改革的阻力。新的领导层敢于面对改革的难题,继续推进改革,掀起新一轮大规模的改革。与以前的改革不同的是,此轮改革着重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是全面而系统的,从而避免了单项改革捉襟见肘的尴尬结局。这也使得“十二五”后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特点和新景象。

第三,宏观调控新方式的出现。与“十一五”期间频繁的宏观调控次数和细致化的宏观调控手段应用相比,“十二五”期间宏观调控的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即所谓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区域调控。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给国民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比如高达1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融资债务平台,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等。“十二五”规划后期宏观调控有了许多改进和改革,一方面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和取消审批权限,使得宏观调控的作为空间大大缩小,另一方面推出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主动发挥市场调节经济活动的功效。宏观调控在“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体制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第四,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开辟了对外开放改革与试验的新格局。2013年9月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试验,它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大胆举措。自由贸易区本质上不是开发区的概念,而是政策试验区,是将国内普通区域不能采用或不能全面放开的外汇和资本开放政策放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试验。时间不长,已有上海浦东、深圳前海、福建平潭、天津滨海四个自由贸易区开设,并立即将试验区中获得成功的政策经验,如负面清单管理迅速在普通区推广。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产生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也体现了中国对外经贸格局的新变化。

第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脱胎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为实施战略的具体抓手。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美国经济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的亚投行倡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响应,最终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建立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国际意义,它是第一次由中国倡议和实施的国际区域化合作构想,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开始确立。

规划功能完善:整合各个重大规划,创新区域性战略规划、专项规划

中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以来,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尽管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依然保留和改进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中期计划管理做法,这与其他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转型之后纷纷放弃中期计划管理方式明显不同。并且,这个中期计划(“十一五”更名为规划)连续实施了六个周期之后,一举将中国经济发展到世界经济排名第二的水平,这个巨大成果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改革开放30年,计划管理改革始终没有停止,各种试验不断推出,最终形成了比较可行的计划管理体系和方式,中国的计划管理性质也由此发生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不同的特点,“十二五”规划在探索计划管理体系和方式上也有一些新的突破和尝试。

其一,“多规合一”的改革。由于部门管理分工,致使我国的一些重大规划编制工作背靠背的进行,而且各个重大规划的时间期限和编制周期也不统一,加上其他越来越多的专项规划,规划编制工作越来越频繁,导致重复性编制和规划之间相互扯皮越来越多,规划成本越来越大。那么,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在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将多个规划整合在一起编制。虽然这项改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改革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区域性战略与规划的创新。由于地方规划编制是按照行政管辖范围进行的,因此各地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出来和大力推行的地方规划具有行政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的负面趋向。这是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的改革方向。在“十二五”期间,从中央层面对此进行了协调和改革,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横跨沿江流域包括支流11个省市,统一按照中央部署规划,避免各个省市各自为政谋发展。再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打破三个省市行政界限,按照区内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原则进行定位,打造世界最大和最具活力的首都经济圈,不单单是化解北京市“大城市病”问题,更是形成三个省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此外,在“十二五”期间还陆续出台了20多个区域性发展规划。这些规划的共同特点是不以行政划界,而是以区域经济内在联系和整体发展为出发点,打造具有特色的功能区。在目前行政管辖权不变的前提下,成立跨区域协调小组,是推行区域规划的合理做法。

其三,把专项规划作为实现综合规划的抓手。“十二五”规划制定之初,有关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虽然列入文件,但是如何贯彻文件精神需要有力抓手。经济结构问题始终困扰中国经济前行,而且老问题刚刚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在上一个规划周期即“十一五”规划期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前后出台了两个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前一个为“十大传统产业振兴”规划,后一个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这些规划延续到“十二五”期间,需要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调整。因此在规划期间,中央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若干个专项规划,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刚刚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项专项规划在整合了此前推出的各项相关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和步骤。所有这些细分行业和领域的专项规划,对实施“十二五”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起到了具体化和可操作的作用。

规划未尽使命:产能过剩、环境保护、内需不足等问题仍需下一个五年规划期继续解决

如果规划只是墙上挂挂,而不去落实,再精心编制的规划也不能产生良好的作用。因此规划重在落实。回顾过去“十二五”规划期间,有一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突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需要下一个五年规划期去认真解决的。

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特征导致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摆动过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为了应对危机拉动经济增长,产能过剩问题被急速创造出来的人为需求所掩盖。等到危机过去之后,产能过剩问题重新露出水面。产能过剩问题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过剩经济。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不仅限于传统产业,已经扩大到了高端新兴产业如光伏产业。“十二五”期间,产能过剩问题有所缓解,如水泥、钢铁等建材领域和房地产,产能盲目扩张得到一定遏制,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因此继续压缩过剩产能、调结构,将是下一个规划周期的任务。从根本上看,产能过剩得到彻底解决需要新的经济增长高潮契机。

环境问题。“十二五”规划期间提升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各项涉及环境保护的规划指标比上一个规划周期更加详细和严厉,统统列入约束性指标。但是环境问题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是中国经济长期粗放和高碳增长方式引起的,在一个短短的五年规划期间彻底得到解决不现实。“十二五”前三年环境规划目标一直完成不理想,到2014年底,各项环境管理目标完成情况开始赶上五年规划要求,但是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五年规划目标大致完成,但是总体上说环境问题依然严峻。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这不仅需要规划,还需要技术突破和体制创新。下一个五年规划,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方面的投入,不仅提出总体性目标,而且要更加注重规划指标的可操作性和强制性,一步步地扎实推进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

内需不足问题。内需不足始于“十二五”规划开启之年,也持续于“十二五”规划结束之年,这说明内需拉动始终是规划的目标任务之一。如同其他问题一样,内需不足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也部分地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相关。因为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有效需求来自于收入,而收入的增长又取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合理分配两方面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较为滞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到“十二五”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公认的0.45警戒线。在“十二五”后期,通过出台一系列针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样对内需不足问题的解决始终有阻碍作用。从根本上说,只有解决了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不是仅仅通过规划管理就能实现的,还需要有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经济继续增长带来就业机会增加、各项居民收入调整政策落实等。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

 

 

 

 

全面深化改革标注了中国道路新高度

顾保国  张斌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此次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五大体制的改革,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最为突出的就是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勇于突破思想束缚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一、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我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实现的历史性巨变被公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同时也被学者们称之为“当今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GDP仅19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36463亿元,是1978年的17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改革开放使我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全方位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也吹响了全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号角。

  但是,与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全面深化改革将面临更大的难度和风险。首先,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我国已经进入利益深度博弈和矛盾多发相交织的时期。由于改革对象的复杂性、改革程度的深化和改革价值追求的多元性,改革遇到的既得利益获得者的抵制更为强烈,改革兼顾公平与效率、协调现有权利格局和正义诉求的难度日益加大。

  其次,与改革初期的单项改革不同的是,很多改革本身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如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如何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分享公共服务,就不是单纯靠某一领域的改革可以完成的,而是与政治、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最后,虽然当今世界总体上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但是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正在经历着逐渐调整的过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对中国的崛起施加种种限制,国内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意味着改革真正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

  二、全面深化改革阐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

  1.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实现了各级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发展。这种竞争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和资源等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市场体系存在若干突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有效清除行政壁垒,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定》在论及财税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以看出,财税体制被提升到了有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这是迄今为止对财税体制的地位和作用最为充分的肯定。

  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的30多年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其中1978—1993年间,财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分级包干”为主线,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提出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现在的财税体制基本上就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30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说明,财政对于我国政府的每项改革措施都起到了支撑作用。当然,我国财政体制也存在着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转移支付随意性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问题。为此,未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财权和事权的对称化,“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3.保障所有公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有了很大改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7∶1,到1985年这一比例缩小为1.86∶1,但是,1986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却开始拉大,2014年达到了2.75∶1。此外,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优质的医疗、教育、卫生和文化资源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如果加上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社会负担等方面的差距,可以预见的是,在城乡非均衡发展惯性作用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为了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分享改革成果,《决定》指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具体实施手段方面,一方面,《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的财产权利;另一面,《决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4.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由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转向主动实施全球化战略。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已经由一个发展中大国成长为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开放型经济大国,正在实现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例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已经步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001年的68.8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010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5.1%。截至2013年年底,对外投资存量达6136亿美元,全球排名从2011年的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标志着我国正在实现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同时在产业分工环节上也逐渐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自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就是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结合国外特别是周边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进行顶层设计的结果。这一战略将为沿线国家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也有助于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信任,为中国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是重大理念和战略的创新。

  三、全面深化改革助力中国道路取得成功

  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长期处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从统计数据来看,二战以来,只有13个经济体在长达25年以上的时间段内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经济成就举世公认外,中国在应对四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也为世界所瞩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阐释了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蓝图。如果能够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实现上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可以走出一条不同西方道路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全新道路。

  1.中国道路的成功显示了东方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保持历史文明延续性的国家,其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历经五千年而未曾中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发展自然也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彰显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特性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哲学思维。事实也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而言,在促进经济发展、追求公平正义,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其原因就在于其独特的人文资源能够化解市场经济的缺陷。所以,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取得辉煌成果,再次证明了东方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2.中国道路的成功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方式以及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神化为任何国家要进入现代社会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逻辑,而任何与华盛顿共识相违背的发展战略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异端。

  值得引以为豪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使得人们相信在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之外,还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道路的成功使得众多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勇气去探索真正适合本国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从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平衡。中国道路的探索与成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也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3.中国道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对于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中所总结的宝贵经验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改革开放的中的突破和创新,以及创造的多领域、多方面经验,很多都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道路始终坚持民生优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党制定一切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具魅力,并且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本文作者顾保国系《求是》杂志社《红旗文摘》副总编、张斌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室主任)

 

 

 

 

《自控力——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

 

作  者:凯利·麦格尼格尔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简  介

凯利·麦格尼格尔教授(Kelly McGonigal,Ph.D.)是斯坦福大学备受赞誉的心理学家,也是医学健康促进项目的健康教育家。作为一名健康心理学家,凯利•麦格尼格尔博士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管理压力,并在生活中做出积极的改变。多年来,通过观察学生们是如何控制选择的,她意识到,人们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自控的很多看法实际上妨碍了我们取得成功。例如,把自控力当作一种美德,可能会让初衷良好的目标脱离正轨。所以,麦格尼格尔要求她的学生了解影响自控的生理学基础、心理陷阱和各种社会因素。麦格尼格尔吸收了心理学、神经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最新洞见,为斯坦福大学继续教育项目开设了一门叫做“意志力科学”的课程,参与过这门课程的人称其能够“改变一生”。这门课程就是《自控力》一书的基础。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的框架,讲述了什么是自控力,自控力如何发生作用,以及为何自控力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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