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底气何来
张  城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把文化自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重大战略定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进程中的理论自觉。为更好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中办、国办印发了《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要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因此，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既是我们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更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要求。
　　深厚的文化历史传统
　　孕育于黄河之滨的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余年，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历经地域间的频繁流动，民族间的相互交往，文化间的彼此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造就了傲立于世的灿烂文明，逐渐塑造了具有高度文化认同和极富生命力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梁漱溟即指出中国有极强的文化个性：独自创生非从它受，自成体系与它者差异甚大，自古及今绵延独存，同化能力极强，影响力既远且大，具有高度妥当性与调和性。
　　中华民族素来对自身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至近代遭遇了西洋坚船利炮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后，国人的文化自信才受到极大损伤。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企图通过解构民族历史，颠覆文化传统，否认革命正当性，诋毁国家发展成就，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对此，我们不必惊慌失措，只要厘清其来龙去脉，便能对症下药，逐一驳斥，以正视听。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既有其传统，又有其根本。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便是自绝民族精神命脉。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为治国理政积累了丰厚资源：这既为破解时代难题贡献了有益经验，又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历史镜鉴。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对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入了解，对古人治国理政智慧进行总结。因此，对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对仍有借鉴价值的传统加以改造，赋予其时代内涵，激活其生命力；要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我们必须珍视承继这份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早日实现从文明大国到文化强国的历史转变。
　　高度的文化使命自觉
　　伴随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不断加深，文化全球化问题日益凸显，各主要文明逐渐被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全球化潮流发端于西方，其背后必然会带着极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在参与全球化进程时，既要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以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来建构属于自身的现代文化。文化全球化并非西方化，更非美国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文化的世界交往应表征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性、多元性，并应把多元主义视为文化全球性的构成规则。
　　经历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必然会产生复兴本土文化的强烈要求。由此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应仅是“政治中国”，抑或“经济中国”，而更应该以文化为本位，展现“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的确，历史上的中国一向以文明国家展示于世，是名副其实的以华夏为中心、以天下为情怀的文明礼仪之邦，自古及今都以文化立国。中华民族最突出的优势与形象应是文化，一代代宿学硕儒开创了中国的文脉，这既具有当代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
　　鲜明的文化价值立场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从国际关系角度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力图证明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是一种重要力量。的确，具有高度认同的文化传统，能使民族团结、国家凝聚、社会和谐，进而大力提升国家形象与影响力。
　　人民性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文化的终极关怀最终体现在为民谋福。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很好地承继了中华文化上下数千年“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价值观念，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开放性是中国文化的鲜明价值特点。中华文明之所以经久不息、绵延长存，就在于其有海纳百川的文化胸襟，有兼收并蓄的开放传统。
　　开放包容始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佛教东传，西风东渐，自古及今的文化输入从未间断；西天取经，西洋求道，自东向西的文化学习延续至今。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开放包容不会削弱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反而会使中华文化的主流多元丰富。开放是活力的来源，是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有积极参与全球文明的对话交流，兼纳百家精华，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天下性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关怀。中国是一个具有天下情怀的文明实体，“天下”观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如汉末佛教之东传、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民初西方思潮输入等，都被以天下为情怀的气魄包容吸收。中国并非一般意义之国家，其绵延悠久的历史文明标示了自己“文明国家”的底色，其“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亦决定了其未来的文化道路。正如青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今天国人不应只把“天下”与“世界”遗忘，视“中国”为“民族国家”的同位语，没有了“天下”的终极价值关怀，怎会有“中国”的悠久民族叙事。
　　广阔的文化发展道路
　　旗帜就是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关乎命运。高举什么样的文化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开辟什么样的文化道路，是一个政党、民族、国家的生命之源与精神之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正是延续了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文脉，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抗争的民族精神，发展了建党以来所塑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是一条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我们党延续至今的文化道路纲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即要体现中华民族自身特色，要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科学的即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大众的即要真正体现文化的人民属性，文艺的群众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是一条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我们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针。不忘本来即要继承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丰富的革命文化。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改变了文化基因，丧失了文化特质。“本来”是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吸收外来即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对待外来文化采取何种态度，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但既非照搬，又非模仿，而是从中国问题出发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文化道路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面向未来即中国的文化道路不仅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传统，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更有引领未来的光明前景。审视自己、放眼世界、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世界的变化、人类的活力为中国文化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而中国文化道路亦必将为人类未来提供一套人文理性的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是一条返本开新的发展道路。在数千年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并非一帆风顺，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之关键即是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历史实践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社会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站立在具有如此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舞台无比宽阔。不忘昨日的苦难辉煌，无愧时代的使命担当，让我们一起努力，“以中国为方法”，“以天下为目的”，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道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文作者单位系中央党校文史部）

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价值
张西平

    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从16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以其独有的魅力启发和感动过许多西方哲人，曾是西方长期仰慕的文化。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价值，对于其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华夏先民因生息于黄河流域，周围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指的是地处中原的华夏民族。中华的“中”，意谓华夏民族居四方之中；中华的“华”意谓华夏民族是具有文化的民族。正如章太炎所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第15期）
　　中华传统文化发生在东亚大陆，它西隔高山，北接大漠，东临大海。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它独立完成了自身文化的发生和创建，确立了自己的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只是在它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逐渐与其他文化相接触。虽然后来外来文化对其也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系统和态势已经基本稳定和确立了。
　　第二，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外来异族的冲击，从而从未中断自己的发展进程。长城内外是故乡，汉民族和长城外草原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过程。其间的冲突本身不仅没有中断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反而成为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的过程。而其他原生性文化，如埃及文化、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文化从此中断；而巴比伦文化和印度文化经过多次的外族入侵，其原文化形态已被深深叠压在文明的底层，与现代文化形态隔绝，使其仅仅成为考古学的对象，而再无现实的文化意义。在世界各个原生文明中，唯有中华文化没有发生文化的中断，历经数千年而延续不绝。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仅有的现象。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大约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日本、朝鲜乃至后来独立的越南，都是以中华文化为其文化源泉，大规模地受容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们符合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在19世纪以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中华文化圈。由此，成为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用出自敦煌、收藏在巴黎的一个卷子中的内容来说明。这是来中国礼偈的一位梵僧所写的一首诗《礼五台山偈一百二十字》：“长安地阔杳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长安帝德谁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汉家法度礼将深，四方则取慕华钦。文章浩浩如流水，白马軑经远自临。故来发意寻远求，谁为明君不暂留。将身岂惮千山路，学法宁辞度百秋。何期此地却还回，泪下沾衣不觉斑。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人类文化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普罗米修斯的时代”，即语言产生、工具使用和火的使用的时代；第二个阶段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第三个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同时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第四个阶段从公元前200年至今，其中从17世纪开始进入科学和技术的时代。他侧重分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并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用以匡正黑格尔的基督教历史观。
　　雅斯贝尔斯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印度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其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希腊产生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里克、柏拉图、修昔的底斯和阿基米德。“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田汝抗、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雅斯贝尔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是从历史上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的一个总结，“轴心时代”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个起点和基础。也如中国文学家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所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葩，它是唯一一支存活下来的人类远古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明显高于周边的文化，同时也高于其他文化圈，特别是在唐代，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中国是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中心。正如著名科学史专家贝尔纳指出的，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序言，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
　　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持久性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所独有的。上面我们提到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其文明未遭到其他文明侵入的重要原因。从世界历史看，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文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腓尼基地区文化，克里克岛上的爱琴文化以及迈锡尼、古波斯、古希腊等诸多的古代文化系统，都是建立在比较单一的水系和平原上，地理上缺少保护其文化的自然屏障，从而一旦外族文化入侵，文明就发生断裂。显赫一时的古罗马文化就是在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后开始瓦解的。
　　大一统的民族国家理念与现实也是中华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从殷周到清末，中国的政治未曾发生过外在的断裂，它是通过一种不断的“内部调整”的方式达到了一种超稳定的完整架构。
　　中华文化的这种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佛教文化的传入并最终实现中国化，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一带，它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佛教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后结果是产生了它的最大的派别——禅宗，而这已是完全本土化的佛教了。同时，它又催生了中国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宋明理学，外来的佛教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顽强的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们来到中国的开封后，这个被称为“挑筋教”的外来宗教最终消融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归属感。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这种文化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屡遭劫难而不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激励和支撑力量。
　　中华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就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在世界文化史上唯有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截止到17世纪的千余年间，中国人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都远远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面，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说，此时的中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序言，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三
　　要深刻把握作为世界文化奇迹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就要向世界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如果中华传统文化是停滞的文化，就没有任何奇迹可言，如果我们不能说明中华传统文化是充满活力的文化，就无法解释今天13亿中华儿女的精神生活。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代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其成就之巨大令世界惊愕，其发展之快令世人刮目相看。西方少数人所鼓吹的“中国崩溃论”一再被历史所嘲笑。这样伟大的成就必有伟大文化的支撑。中国在西方一些人看来是文化的另类，其实，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非空中楼阁，中华文化是其伟大成就的思想支撑。
　　国家独立、民族自觉是中华文化百年变更的一个最重要成果。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文化新生，是有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在逻辑的。西方国家不少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史，指责中国的现实。这里既有知识上的不足，也有西方文化傲慢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为中华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创造了条件。获得新生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人应对世界复杂问题的智慧源泉。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成就，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发展。那种认为中国当下思想的混乱和争论是传统文化彻底死亡后的表征，是现代中国失去文化之根后的表现，这样的看法是肤浅的。思想的混乱和思想的彷徨是有的，但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生前的阵痛。
　　一些西方的思想家们完全不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存在的方式，也不知道这种文化获得新生后所带来的思想的力量。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着伟大的文化作为支撑。我们从不粉饰我们在寻求真理道路上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正是在对自己的错误的反思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要比那些伪善而傲慢的西方思想家和政客们真诚得多。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从不自卑，我们不仅有着令全世界羡慕的人类唯一保留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中华民族以其极大的创造性在发展着这个文化，使其更加灿烂辉煌。
　　今天发展的中国以更大的包容性吸收着各种外来文化，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底色，为现代文化创新提供了智慧和思想，近现代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创造新文化的出发点。正像经过600年的消化和吸收，中国彻底完成了对佛教的吸收一样。400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为今天中华文化的涅槃再生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近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可以和人类史上任何一段最辉煌的历史相比，我们有理由将中华文化的悠久思想积淀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分享中国智慧。
　　
（本文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联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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