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最大国情、

最本质特征

王香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发表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党领导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廓清了思想迷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作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不论是谈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党的建设，还是谈人大工作、政协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始终是最为强调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这一认识和判断，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党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作出的理论提炼和重大概括，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历史条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入思考和透彻把握。

为什么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也是我们理想的旗帜。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源于这个理想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是始终朝着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前进的。因此，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逻辑前提和根本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回到我们的本源上去认识，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站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时空交汇点，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定性为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特色和最本质特征，这是对任何怀疑、动摇、削弱或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想言论的发声亮剑和理论回应，不仅从根本上廓清了一些人思想上存在的认识迷雾，也为当代“中国号”巨轮的行稳致远点亮了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5年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对此，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人民宪法“五四宪法”，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修订的“八二宪法”，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了确认。因此，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征程中，我们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

如何理解这种“领导核心”作用？

首先，从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看，党是各项事业的决策核心和指挥中枢。经过长期发展，我们党已经形成一个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制度体系。在这个系统中必须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核心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理论路线、大政方针，都是在党的领导核心的统筹谋划下作出部署和安排。对党的领导核心也就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各方面党组织都要对党委负责、向党委报告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其次，从实际领导力、凝聚力、执行力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得到了中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别、各宗教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方面和有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和积极评价。作为一个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的政治团体和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前所未有，在世界政党史和政治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没有一种政治势力或政党组织能够同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正是基于这种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组织能力、治理能力和执政能力，才可以说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既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也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作用。历史和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取得一切发展成就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须臾不可动摇的根基和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压舱石

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实现改革发展的根本前提。近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前所未有，同时又保持了安定团结、和谐有序。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和谐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向前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具有坚实基础。现在，我国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同时也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如何在保持稳定中推进改革、实现发展尤为重要。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关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压舱石。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说：“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再好的规划和方案都难以实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针对社会上有人把党的领导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甚至用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的模糊立场或错误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联系到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政局动荡、政权更迭而导致社会动乱、经济凋敝、老百姓生活陷入深重灾难的客观事实，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强调，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压舱石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全面深化改革，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中央行将开启的新一轮改革，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不同意见和声音，一些别有用心者趁机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予以回答：我们推进改革，关键问题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我们不断推进改革，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他强调，我们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全面深化改革，最核心最关键的自然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着眼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集中统一，没有党中央坚强领导，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不可想象的。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关系党、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正确方向、形成强大合力。

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要强化核心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邓小平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中央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全面推进管党、治党、建设党，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为党的领导核心，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既是新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保证，更是我们党事业发展和伟大实践的郑重选择，完全符合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心声，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牢记使命、开拓前进，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新的阶段意义深远。

“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借用唐太宗“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的古训强调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因此，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在这个根本大局问题上，在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宣示政治立场、表明政治态度，在政治立场上不能遮遮掩掩，在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上不能羞羞答答。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

（本文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用当代价值唤醒传统魅力

傅  瑾

中华传统经典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不是只有将经典通俗化这条狭路，也不是非得按西方模式进行改造。古代艺术的精致典雅，正因其在当下的稀缺而可以充实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牡丹亭》与“昆曲热”

文艺作品如人，亦如民族，时运大不相同。《牡丹亭》问世之初，围绕它合律与否以及文章辞藻的风格有过激烈争论；莎士比亚在世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是有关莎翁作品的价值和品位的争辩很快消歇，他不仅成为英伦民间戏剧市场的宠儿，其作品更作为公认的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经典，在各地广泛上演；而汤显祖存世的“临川四梦”里，《牡丹亭》称得上人类戏剧史上的伟大杰构，在昆曲界得到普遍承认，其他三部作品，仅《紫钗记》偶有全本演出，另两部只有少数折子戏上演的记载。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不像莎士比亚那样流行，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文艺作品的内在价值，原本就不能只凭流行与否判断。汤显祖代表着明代知识分子与强权和庸俗文化对抗的率真姿态和独立人格精神，他的文化与美学价值并不因戏剧娱乐市场的冷遇而受影响。

历史上，汤显祖不像莎士比亚那样得宠，在当下中国，汤显祖及其《牡丹亭》所具有的近乎民族传统文化象征的地位，却是莎士比亚望尘莫及的。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被视为国家与民族发展前进的负资产，昆曲作为中华文明中雅文化的结晶，更是常遭攻讦，甚至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传承困境。但是在传统文化回归的大背景下，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于2004年首演，迅速引起海内外瞩目，带动了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场转变。大学生们纷纷为欣赏《牡丹亭》进入剧场，折服于戏曲的无穷魅力，并因此逐渐改变了对中国文化朦胧且模糊的认知。在全社会的“昆曲热”“国学热”和重新认知与亲近传统文化的热潮中，汤显祖的《牡丹亭》起到了明显的引领作用。这个古老民族对精妙绝伦的古典艺术渗入血脉的情感记忆，突然被《牡丹亭》唤醒，犹如积蓄百年的能量瞬间爆发，亿万民众渴望传统回归的心理需求的投射，使汤显祖和昆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昆曲因此成为传统文化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牡丹亭》因此成为昆曲的“代言人”，汤显祖这个名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人们所知。这些都足以证明伟大的艺术作品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兼具的无限可能。青春版《牡丹亭》的走红固然有偶然性，但它之所以幸运地成为传统文化符号化的象征，也有其必然——汤显祖堪称民族艺术精致典雅之巅峰的《牡丹亭》，唤醒了国民文化基因中与传统文化最为内在与隐秘的关联。而在中国艺术传统与当下社会的链条重建的过程中，恰恰因为《牡丹亭》与当代流行文化相距甚远，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复苏这个新境遇时，汤显祖及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当代价值之间的关系更具张力。

中国戏剧史上的汤显祖们

如果要在中国悠久辉煌的戏剧史上寻找“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以外，更合适的可能是关汉卿、李玉、成兆才这些与戏剧表演及演出关系更为密切的戏剧家。关汉卿比莎士比亚要早300多年，他一生创作了60多部优秀剧作，无论是作品题材的广泛性、戏剧结构的精巧、人性描写的深度和情感的冲击力，都和莎士比亚一样无与伦比。明末清初的李玉同样有大量优秀剧作问世，清代最受欢迎的昆曲演出折子戏选本《缀白裘》里，其作品入选数量高居榜首。《一捧雪》《千钟禄》《清忠谱》中充溢的家国情怀，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这些剧作数百年里被众多剧种改编，到今天依旧感人至深。20世纪初叶出现的成兆才，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评剧这个大剧种，数以百计的戏班靠上演他的作品生存发展，《杨三姐告状》《杜十娘》《珍珠衫》《花为媒》等既有个人独创，也有对民间故事的戏剧化改造，均为脍炙人口的杰构。尤为重要的是，关汉卿和李玉的作品在上亿人口的地域广受欢迎时，莎士比亚的观众只不过局限于几千万人的欧洲；成兆才的观众覆盖面之大，也极为可观。

但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汤显祖，还是关汉卿、李玉、成兆才，都不具有莎士比亚那样的世界性声誉。莎剧是公认的世界文学与戏剧经典，被广泛纳入各国的教科书，读者远远超出了英语世界。有关莎士比亚的研究是世界性的学术话题，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遍布各国知名大学。历史地看，不仅汤显祖，中国确实没有任何戏剧家的作品得到像莎士比亚那样广泛的传播。我们的戏剧家及其作品对世界而言还很陌生，我们讨论与认识汤显祖作品的当代性时，还很难超出中国文化的有限框架。

找到经典进入当代的切口

中国不是没有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戏剧家及优秀作品，而是这些为人类戏剧贡献良多的伟大戏剧家，不仅没有机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甚至在中国本土，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与认可。在各地纷纷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时，东西方文化经典在传播上的差异之原因，才是我们应悉心探究的。重要的不是证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而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精华如何更好地为世界人民分享。近年来汤显祖和《牡丹亭》引领的“昆曲热”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戏曲史上的诸多经典作家和作品在当代获得广泛传播并不是天方夜谭，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戏剧界的认可也不是没有机会，关键在于找到经典进入各国民众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巧妙切口。很多时候，传统经典要建立与当代人生活和情感的关联，并不是只有将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这条狭路；古代艺术的精致典雅，或许正因其在当下世界中的稀缺而可以填补当代人心灵的空虚。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最好的方法也不是按西方艺术的模式进行改造；骄傲地保持有民族特色的精彩，或许才是赢得世界尊敬的最佳的文化姿态。

（本文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杨绛：永远的女先生》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简  介：

《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全书选收文章46篇，近30万字，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先生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书中所附数十幅图片，大多为首次发表。本书共有51位作者，既有社科院的老领导、清华大学的领导、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杨绛夫妇著作的海外翻译者、帮助杨绛先生维权的法学专家，也有杨绛先生的同事、朋友、亲属，还有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的获奖代表、钱钟书先生曾经的司机等。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了与杨绛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也生动反映了杨绛先生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个别文章更是首次披露了她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经过。据介绍，此书编选的原则是，入选文章都是首发，其中有些文章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和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