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论经济建设

——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2年11月15日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提高先进制造业水平。

　　——2013年3月5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2013年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处于发展上升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带来巨大国内市场空间，社会生产力基础雄厚，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我们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这些目标必将给中国经济源源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经过我们努力，经济增速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中国将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下大气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2013年4月8日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的谈话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013年5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当今世界，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我们必须树立雄心、奋起直追，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加快发展。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要优先支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科技领域，重点突破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加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部署。

　　——2013年7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的讲话

　　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

　　——2013年9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2013年11月12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罕见的巨大成就，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大幅度提升，都同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

　　——2014年5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长期战略，必须从当前做起，加快实施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2014年6月13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国具备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利条件，我们牢牢把握着我国发展主动权。转方式、调结构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在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的讲话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中国声音、注入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2014年12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一定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提高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在深化改革开放上下功夫，扎扎实实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来。

　　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2015年1月19日至21日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面临的难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

　　——2015年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我们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中国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2015年4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要深入研究保持经济增长的举措和办法，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挖掘增长潜力，培育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总量上台阶。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015年5月27日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回旋余地，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光明。

　　中国正在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倚重消费拉动。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政策不会变，我们会健全商业法治，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中国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拉动中国同世界经济共同增长。

　　——2015年10月18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的讲话

公众的信心是在改革实践中逐步建立的

厉以宁

一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国内经济学界反复争论究竟应以放开价格为主还是应以重新构造市场主体为主时，我就提出，重新构造市场主体要比放开价格更为迫切。我的理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为一切都要听命于行政主管部门，企业只不过是行政附属物而已。换言之，企业的自主经营是一句空话，企业的自负盈亏根本不可能实现，企业的生产听从行政主管部门的指示，企业产品的销售也必须服从行政主管部门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市场经济？还谈什么市场配置资源？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头等大事，不可避免地是把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这样企业才有活力，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出现并逐步发展。1991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所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表述了我的观点。

从1991年至今已经24年了。中国的企业改革有了显著的成绩。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过产权的清晰和股份制改革，有些成为上市公司，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会议休息时同一些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国家参股的企业负责人交谈时，我却听到他们的牢骚或抱怨。他们说，改成股份制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好些年，除了引进了资金以外，企业依然没有摆脱受制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状态，什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都是空话，企业仍旧没有摆脱行政附属物的地位。

这些话使我感到吃惊。不是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化没有任何效果，而是这只不过是当初建立股份制企业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更是成为上市公司时必须经过考核的一个指标。然而，企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了，各种审查都合格了，为什么政企分开却一直未能实现?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照理说应有自主的投资决策权，开拓市场的决策权，以及生产和销售新产品的决策权，但为什么它们仍不得不服从主管部门的决策呢？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立股份制企业或者改制为上市公司，并不表明企业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了。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些股份制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干预和指令并未减少。

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示，当初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研讨中，我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牢固性的认识是不足的。根据那时的看法，我似乎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看得过于简单了。我当初以为，只要进行产权改革，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明确和产权清晰化，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后，就可以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并将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十足的市场主体，从而会实现“重新构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 的目标。经过这些年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参与和深入调研，我认识到，产权明确和产权清晰化固然重要，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从中国国有企业在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或上市公司以后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在中国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牢固性必须有进一步的认识。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巨网，它不会因政府声称要“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因企业一个个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和上市公司而取消自己的影响力、控制企业的权力。

那么，怎样使国有企业（包括国家独资、国家控股、国家参股的企业在内）成为名副其实的、有活力的、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呢？看来，简政放权是重要的一步，即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重要的一步。

二

问题不止在于国有企业的处境。在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同样了解到民营企业缺乏活力，从而缺乏信心的例证。民营企业照理说只要是不违法经营，那就不应成为问题。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只要遵守负面清单的规定，不触犯法律底线就行了，但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简单。

我曾在某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级市进行考察。去之前，就听到一些民营企业家说：“那个地方可不能去投资，因为政府不讲信用。最初对我们这些准备到那里投资的人，作了不少承诺，等后来我们去投资了，过去的承诺都不兑现了，要我们补交这个费、那个费。我们想撤出投资已不行了，但继续投资，盈利已不可能，只好自认倒霉。”还有的民营企业家说：“那时的市领导人同我们谈得很好，但过了一年，他调走了，新上任的市领导人不承认前任的承诺，谈判只好从头开始。”市场经济是讲信用的，工商界要讲信用，政府负责人同样要讲信用，否则谁还敢前去投资呢？

民营企业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多。比如说，即使同当地政府谈妥了，但从项目的报请批准，要经过多少道关，每一道关都要缴费，有的还要额外送礼。耽误了日期姑且不算，缴费送礼积累起来就是一大笔钱。这是2012年我听到的情况，估计最近情况会有好转，因为简政放权工作开始了。

在另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考察时，听到有的民营企业家向我们反映，在这里，登记办企业，程序、手续都比较简单，可是技术改造花费的时间太长。企业想推出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需要更新设备，却遇到了障碍，不仅要缴一定的税费，并且政府主管部门多次派人下来考察。企业家反映说：“技改花钱不少，除了投资成本而外，还有‘公关成本’。”所以有的企业家埋怨道：“技改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这么刁难我们？”前几年在某个沿海省份就流行过这样一段话：“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早死！”这样，一般民营企业谁还有搞技改的积极性？

民营企业家所反映的上述问题，清楚地告诉我们：民营企业本应该是最有活力的，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对前景不乐观，缺少信心呢？“非公经济36条”、“非公经济新36条”已公布这么久了，为什么民营企业仍然会感到没有“松绑”呢？明确地说，依旧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起作用，它在束缚民营企业的手脚。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领域准入问题。为什么有些领域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这是由行政主管部门说了算的。民营企业家说：“‘非公经济36条’中说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某些领域，大门似乎敞开了，但实际上民间资本进不去，因为还存在着一道‘玻璃门’。”这是指：尽管“非公经济36条”上说对民间资本敞开大门了，但大门敞开后还存在一道“玻璃门”，可以看到里面，但还是进不去。有的地区把“玻璃门”改称为“旋转门”，即民间资本可以进去，但这是一个“旋转门”，一旋转，跟着又出来了，仍被排斥在门外。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民营企业家反映说：“重大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制，这是公平竞争的表现，按道理上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做法。但实际上却是保密的，即只把招标投标的信息告诉国有企业，等民营企业知道消息时，招标投标会议已经结束了。”他们认为这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也是限制民营企业的手段之一。

虽然上述的主要是几年前的情况，最近已经有所改进，比如领域准入的限制已经陆续取消，又如招标投标对民营企业的排斥现象已经减少，但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肃清市场竞争中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现象仍需要继续努力。民营企业进入真正的公平竞争状态，尚需一定的时日。

三

根据以上所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甚至是按照规定新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如果不继续进行简政放权的改革，企业很难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适度问题。宏观经济调控作为一种调节经济运行的政府行为和政策手段，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必须调控适度，否则难以达到既让国民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又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有积极性，有活力，有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

为了保证宏观经济调控发挥正常的作用，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必须记住，现在我们所说的宏观经济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它应该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它应该是法治国家中的宏观经济调控。调控不能违背法治的原则。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相机抉择，即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按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到处搬用。形势是变化的，所以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根据形势而采取适当的对策，该紧则紧，该松则松，该启动则启动，该暂停则暂停。在调控中应当根据经济结构的实际情况，该采取结构性调控措施就采取，这就是所谓定向调控。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维持经济平稳运行，调控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不能把宏观经济调控当做万灵药丹，因为任何调控行为都会有后遗症，也许眼前看不出来，要隔一段时间才显现出来。一定不要养成“宏观经济调控依赖症”，即认为离开宏观经济调控，什么事都干不了。“宏观经济调控依赖症”是有害的。如果什么都要依靠宏观经济调控，还怎么实现“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微观单位的管理是如此，国民经济管理尤其如此。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无论微观单位的管理者还是国民经济管理者都应当懂得科学管理的道理，不要做违背科学的事情。而管理作为一门艺术，则更应当靠微观单位管理者和宏观经济管理者的作为，他们应当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运筹自如，才能得心应手。以宏观经济调控来说，当前的形势不同于若干年前，甚至一两年前，没有一种可以照抄不误的调控行为，否则一定会出问题。实际上这同历史上的历次大战役一样，再杰出的统帅、指挥官，他们也要熟读兵书，记得过去的战例，但有谁是靠照抄照搬而获胜的呢？没有。因此，凡是有智谋的统帅、指挥官之所以取得胜利，全靠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把兵书熟读了，把敌我双方的长处和不足深刻了解了，才能击败对手而获胜。

四

由此我们进一步讨论搞活企业、适度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简政放权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三者之中，各有各的特色，也各有各的作用。

先谈企业的活力。企业的活力不仅有赖于产权的明确和产权的清晰化，也有赖于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和市场中的公平竞争。垄断是公平竞争之大忌，是必须依法消除的。所有制歧视（如国有企业优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优先）和企业规模歧视（宁大勿小；大者优先，小者受排挤）都需要消除。这样，企业才能具有活力，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才能迸发出来。

再谈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用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也是维护国民经济稳定的措施。通常宏观经济政策有四个政策目标，即充分就业、物价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正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所以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既要根据具体情况相机抉择，着重各种调控手段的有效搭配，又要适度，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尤其是，不要因实行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企业的活力和积极性。合理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是有利于企业的竞争力提高的。

最后谈到简政放权。这里所说的简政放权，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配套的简政和放权。简政是对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实现的行政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使市场主体的活力能增强，使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能扩大，而决不是抑制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的措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简政放权是促进这一体制转变的，而决不是妨碍这一转变的。简政放权的结果，必然是加速了市场化，使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充分发挥出来。

这里涉及了促使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决策。要知道，计划经济体制一旦实行以后，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依赖于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命令、指示、条例、法规、法律等而建立起来。生产单位是国有企业，它们靠国有资本的投入而成立，或通过公私合营而改制，或通过没收国民党统治期间的官僚资本而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出现。没有政府的介入，不可能建立各种类型、各个行业的国有企业。再说，产品的分配，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都是通过计划实施的。政府掌握了配额的制定权，各个生产企业和城乡居民都得遵守政府制定的分配方案。再如，一家企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产品销售到何处，卖给哪家企业，或直接调拨给哪些企业，都是政府决定并实施的。至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住处、户籍、就业和迁移，也都在政府掌握之中。政府权力如此巨大，计划经济体制一旦建立了，它是不可能自动退出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农村家庭承包制的试验和政府的总结、推广，农村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会改变，家庭承包制是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和推广的。同样的改革实践表明，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中会有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不也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吗？否则怎么会有证券交易所？国有企业会改制上市？全国人大会会制定并通过《证券法》？

正是在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直到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步一步建立起来，计划经济体制终于一步一步后退、缩小影响范围。配额制终于逐渐被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所取代。企业的活力终于通过市场化的改革而渐渐增强了。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双重转型（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的伟大成绩。发展转型指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社会，体制转型指的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是叠加的。双重转型在全世界没有先例。中国的双重转型叠加，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国双重转型的成绩全世界有目共睹。

五

中国的双重转型仍在继续推进。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仍未完成。前面已经说过，计划经济体制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党中央也了解这一情况，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法治建国的决定。这就为中国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的方方面面向全国人民展示2020年的前景。并且改革与发展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扎扎实实地推进改革，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会遇到障碍。而只有突出改革，中国才能使双重转型进入一个新阶段，使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登上一个新台阶。

通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继续转变，结合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的影响来深入分析改革发展之路，可以进一步明确简政放权的意义和措施的采取。从2015年上半年简政放权的经历和所取得的成绩来看，我们对简政放权的认识加深了。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同样需要有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不能说现存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都应该取消。如果有这种看法，那肯定是错误的。

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有序。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的是有序，有法治，依法治国。市场主体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个微观经济单位。微观经济单位总的说来分为三大类：一是企业，二是个人，三是为市场经济运行服务的管理部门。这三大类微观经济单位都应当在有法可依、有序可循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有法可依和有序可循，企业和个人才会有积极性，有活力。有法可依、有序可循，为市场经济运行服务的管理部门才能使市场管理规范化，才能使市场经济运行正常、有序。因此，当前推行的简政放权就是依法治国、依法管理，这是保证市场经济运行正常化、规范化、有序化所不能缺少的。

第二，不能否认，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适应或不协调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不取消诸如此类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有悖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实现。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必要推进规范化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的建设，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规范行政审批管理制度的过程中，一是要出台新的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积极性和增强他们的活力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二是要取消那些过时的、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三是要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把行政审批事项下放，不仅有助于增加该对某个事项审批负责的行政单位的责任感，而且行政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第三，对那些同行政审批联结在一起的收费项目，应进行一番整理。这关系到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或单位的经济利益问题，所以应当整理和重新安排。

过去长时间内，不仅企业、而且个人都对乱收费、高收费、乱罚款、高罚款及乱摊派等行为抱怨不止，认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往往在缴纳方面因人而异，对于同一事项有不同缴费数额，有的通过熟人或通过行贿，可以减低收费、罚款、摊派的金额。这被认为是极不公正、极不公平的收费、罚款或摊派。因此，对收费情况的清理，既是简政放权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清除计划经济体制下滥用权力，以及增加执法者不当收入的改革手段，从而这是廉政建设的一部分。

规范行政审批管理制度工作中的清理收费和罚款行为，就包括收费的合法化，收费程序、收费标准和收费去向的规范化。

六

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在简政放权工作中可以向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如何制定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这对于促进我国行政审批管理制度规范化是有意义的。

这里提到的是三类清单，即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政府的权力清单、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下面，对这三类清单作些说明。

（一）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定是为了告诉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市场准入方面什么是不可从事的或不可介入的。这也就告诉了市场主体，负面清单所载明的就是底线、禁区。实际上，这也就告诉市场主体，负面清单没有载明的领域是市场主体可以进入的。这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不可缺乏的一环。

我们常说企业应当合法经营。这句话虽然并不错误，但却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企业应当合法经营”时，需要自己举证“我符合某某法律法规”，举不胜举；而当我们说“企业应当不违法经营”时，要由检举方举证“你违背了某某法律法规”，自己有了辩护的机会，说明自己并未违背某某法律法规。这样，企业心里就有底了，企业投资人和经营管理人就有底气了，从而他们的积极性会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会增大。

（二）政府的权力清单

政府是依法执政的。政府的权力清单明确了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边界和行使职权的方式。政府的权力清单意味着政府在治理时，必须先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如果政府在执政时越过了法律法规授权的边界，那就是政府的违法。这是不允许的。政府的违法理应受到法律的处理，包括道歉、赔偿市场主体受到的损失、对行政工作人员的处置等。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府依法执政，政府的行政权力界限由权力清单表明，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则没有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界限，也不存政府执政的“违法违规问题”。

（三）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

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和政府的权力清单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区别。同政府的权力清单一样，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也表明政府的行政管理必须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政府不能越过法律法规的授权而自行其事。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与政府的权力清单的区别在于：它比政府的权力清单更加明确地、更加具体地载明政府的法定职责，即政府必须做什么，怎么做，这是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责所在。也就是说，在政府的权限范围内，法定的政府行政责任是必须履现的，否则就是政府的失职。

此外，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中还把政府及其部门的履职尽责的程序规范化了、明细化了。这就给公众和企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提供了可以实施的标准。

以上所谈到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的权力清单、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我国还刚实行不久。这些清单的制定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大改革措施。我们期待着在这个基础上，简政放权工作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七

必博娱乐,比博娱乐网址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同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全国人民期待的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是建立一个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政府、有作为的政府。在政府朝这些目标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依法执政、依法行使权力，还要尽可能有作为，包括坚持创新管理，坚持发展国民经济，坚持改善民生，坚持调动和发挥公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坚持提高企业的活力，引导企业开拓新局面。

从最近这两三年中央有关简政放权的改革的进展以及在这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绩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创意创新创业的热浪正在兴起，企业开拓市场、提质增效的努力预示着企业将会有更大的活力，迎接新时期的来临。公众和企业界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十三五”规划而奋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竭尽全力。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来临的可喜征兆。

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潜力巨大。只要加快体制改革，深化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潜力就会迸发出来。不妨回想一下，三十多年前，当中央推广农村家庭承包制之后，短短几年之内中国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就创造了奇迹，这就是实行多年的城市居民凭粮票和油票过日子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粮票和油票都取消了。又比如说，二十三年前，当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公开发表后，全国上下显示出多大的热情啊，多少农民简装走出农村，奔向沿海，奔向城市，去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天地；还有多少知识分子辞去公职，奔向经济特区，创办新企业，开拓新市场。上述情况就像一块大石头被投入了寂静的湖泊中，激起了阵阵波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再也阻挡不住了，新形势激发了每一个有志者创业的信心。

再看看当前的中国社会，同样是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显示出中国经济的新气象。最近这两三年内，我到过浙江嘉兴市考察，亲眼看到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积极性的高涨。他们的权益有保障了，他们经营家庭农场或农业合作社的劲头谁都抑制不了，他们在创造新农村、新城镇、新社区。我也到过北京中关村的创新创业平台，看到多少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企业投资人和科研工作者在讨论创新创业的方案。我还到过重庆，看到小微企业的注册者那么高兴，那么活跃，因为开业比过去简便多了，政策优惠也一一落实。他们今年开始筹建小微企业，如果经营得当，能抓住机遇，说不定几年以后就会成长为一个中型企业。只要有希望，他们的潜力肯定会发挥出来。

企业的发展壮大同企业能抓住机遇、迸发潜力和活力是联结为一起的。而企业能否抓住机遇，以及企业的潜力和活力能否迸发出来，归根到底是一个体制问题。扼要地说，主要是三个体制的作用最为突出：这就是本文一开始就已论述的，一是企业的微观经济基础是否规范化，包括产权的明确和清晰，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企业自身的凝聚力。要知道，有发展潜力和充沛活力的企业，才是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自身的改革和潜力、活力的迸发，既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企业成长壮大的支撑。二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否规范化，是否建立在科学决策之上，以及是否符合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否能够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三是整个经济体制是否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调节是否已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显然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而必须坚持市场化的目标，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各种体制的改革也必须与此配合，其中就包括了行政审批管理制度的改革，包括了简政放权。

公众的信心是在改革实践中逐步建立的，公众的积极性是在改革不断向前推行的过程中增强的，这就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大智兴邦：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

作  者：王绍光  鄢一龙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简  介：

本书是《中国民主决策模式》一书的增订版，作者根据最新研究，增补了有关“十三五”规划的民主决策逻辑的内容。

本书以中国五年规划编制为例，剖析了中国中央政府如何制定重大公共政策，概括提炼出中国独特的民主决策模式，即“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这一模式是指一套旨在集中各方面参与者智慧、优化决策质量的程序和机制，包括屈群策、集众思、广纳言、合议决、告四方五个环节。

书中提出，中国政策制定经历了内部集体决策、“一言堂”决策、内部集体决策重建、咨询决策、走向公共决策五个阶段。

书中论述了中国政策民主的特点：重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参与者和决策者的双向参与；“自下而上”驱动和“自上而下”驱动相结合；注意吸收外国专家和机构的意见；重视不同决策主体事前的充分协商。